可見，放生是從戒殺而衍生的，也可以說，戒殺的進一步必定是放生。戒殺僅是止惡，是消極的善行，放生救生才是積極的善行；如果僅僅止惡而不行善，不大乘佛法的精神。因此在中國，從北齊蕭梁以來，便提倡斷肉食、不殺生；且放生的風氣也從此漸漸展開，從朝廷以至民間，由僧眾而至俗人，都以素食為尚。而歷代政府為了表示推行仁政，年有數(shù)日也定期禁屠；而從中央以至地方，或者為了祈雨禳災，也都有放生禁屠之舉。如梁武帝就曾下詔禁止屠殺生命以祭祀宗廟；梁代慧集比丘，自燃兩臂游歷諸州，以乞化所得贖生放生；隨天臺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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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師發(fā)起開筑放生池，為被放的魚類講金光明經(jīng)和法華經(jīng)，又購買各類糧食飼予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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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陳宣帝時，愶鰲鮨祭酒徐孝克撰寫〈天臺山修禪寺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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禪師放生碑文〉，這是中國有放生池及放生會記載的開始。此后由唐至宋及明，無不盛行放生。如唐肅宗時，刺史顏真卿撰有〈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〉。宋朝的遵式及知禮兩位大師，也極力提倡放生。

明末蓮池大師云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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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是歷代高僧之中提倡放生最積極的一位。他在竹窗隨筆中有〈如來不救殺業(yè)〉、〈食肉〉、〈齋素〉等文；又在竹窗二筆中，寫有〈衣帛食肉〉、〈戒殺延壽〉、〈放生池〉、〈醫(yī)戒殺生〉、〈因病食肉〉等篇；在竹窗三筆中，也有〈殺生人世大惡〉、〈殺生非人所為〉、〈人不宜食眾生肉〉等文，鼓勵戒殺放生。除了素食的文字之外，他也寫了〈放生儀〉及〈戒殺放生文〉，以備大眾于放生時，對所用儀式有所依準。在現(xiàn)代人中，有弘一大師書、豐子愷畫的護生畫集計六冊；另有一位蔡念生運辰居士，一生提倡戒殺放生，他編集了歷代有關(guān)動物也有靈性和感應的故事，成為一書，名為物猶如是。

不過，現(xiàn)代社會科技進步，人口密度膨脹，生活空間縮小，要想求得一個絕對安全可靠的放生池和放生區(qū)域，是相當困難的。其難處除了漁、獵的網(wǎng)捕射殺與打撈之外，也有自然環(huán)境的限制。如今日的臺灣與，只有野生動物保護區(qū)。此外，有人基于愛心或保護自然環(huán)境的立場，勸導社會大眾不要亂捕濫殺，以免破壞生物互相生克的自然協(xié)調(diào)，也是為了挽救稀珍動物瀕于滅種的危機，這些跟佛教放生的本意雖相應但不相同。如果我們僅把要放生的生物無限制地流放在自然景觀動物保護區(qū)，到了飽和程度，也會有人以控制繁殖和適量的捕殺等方式來調(diào)節(jié)其生活空間的。

因此，我們到那兒放生？如果是魚，有人用鉤釣、網(wǎng)撈；如果是鳥，有人用槍射、網(wǎng)捕。而且今日的魚市場和鳥店，所售的商品很少是野生的，多半是來自人工繁殖的魚池和鳥園。那些動些，根本沒有適應自然環(huán)境而自求生存的能力，放生，也等于殺生。放小的，被大的吃掉；放大的，就進入餐館的廚灶。而且，鳥類，尤其是魚類，都有它們生存的習性。一定的魚類必須生存于一定的水質(zhì)、水深和水流的環(huán)境中；買淡水魚放于大海，買海魚放于淡水，都是大問題。如果是鳥園繁殖的鳥類，它們不曾在自然界覓食，便可能甚至不知草叢樹林間的草種樹果等也可以作為食物；如果放之于原野，不是饑餓而死就是被其他動物或鳥類捕食而亡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是否還需要放生？是否還應該放生？

這確實是非常不幸的事實，自然環(huán)境的限制使得放生運動越來越困難。不過，放生的精義在于當下放生的念頭，如希望被放的生物能夠延長壽命；至于能夠延長多久？我們必須盡到研究、考慮和照顧的責任。比如說，要放鳥類，就先得考慮放什么鳥、在那兒放、什么時候放，才比較安全有效；放生魚鱉水族，也當首先研究觀察它們的生態(tài)、習性和來源，然后選擇最適當?shù)臅r機，放到我們覺得最安全適合的地方。如果不能求得百分之百的可靠，有百分之五十也不錯，即使今天去放生，明天它們又被抓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

我們的目的是為啟發(fā)增長放生者的慈悲心和對眾生的救濟心，至于被放的眾生，也有它們自己的禍福因果和因緣。若在放生時，沒有存心讓它們重遭羅網(wǎng)而受刀俎之苦，且開示被放的眾生，為其說三皈、講佛法；發(fā)愿回向，它們也能從此脫離異類身，轉(zhuǎn)生為人，上升天界，往生凈土，發(fā)菩提心，廣度眾生，早成佛道。我們但求能盡心而為，盡力去做就好。

為您代放生鯽魚、鯉魚、甲魚、泥鰍、黃鱔、螺絲，放生結(jié)束一對一發(fā)送放生視頻，如親臨現(xiàn)場，敬請放心。麗水流產(chǎn)后可以放生嗎,放生后念什么回向,生日去放生好嗎,重慶烏龜放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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